简单来讲，民族志是在讲述可信、严谨而真实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一般是通过当地人对自身社区中日常生活的观察来阐述的。民族志学者如果想要讲好故事，就需要在研究中始终保持开放性的思维。开放性思维也使民族志学者发掘新鲜而丰富的原始资料。因为它允许基于现实研究的多样阐述和归因，也可以对资料进行选择性阐释。但这种开放包容并不意味着研究的随意性，相反，学者在进入田野调查前已经做好种种准备：一个问题，一种理论或方法，一项研究方案，特定的资料收集技术，分析工具和一种特定的写作方式。此外，他们对调研内容和方向的规划也比较清晰。（摘自《讲好民族志故事的2个技巧》，作者：张雯雯，公众号科研写作研究所，2024年1月2日）

此处的检验,并不是指量化研究意义上的验证。这里的意思是指，理论是从资料中建构起来的，但是到理论整合时，它只是表现为原始资料的抽象复制。因此，要确定如何使抽象概念很好地适合原始资料，而且还要确定是否有明显的东西从理论框架中被遗漏了。通常有以下几种检验框架的方法。一种方法是回到框架并将其与原始资料进行比较，做一种更高层面的比较分析。该理论框架应该能够说明大多数案例。另外一种检验的方法是真正给受访者讲述这个故事或者请他们阅读，然后要求他们作出评论，看这个故事是否符合他们的情况。当然，故事不会适合每个情况的每个方面，因为理论是材料的一种还原，而且也是在具体案例编辑基础上建立的，但是在更多意义上，参与者应该能够在讲述的故事中识别出他们自己。（摘自《质性研究的基础：形成扎根理论的程序与方法》，作者：朱丽叶·M.科宾；安塞尔姆·L.施特劳斯，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

实地研究者使用无结构的、无既定方向和深度的访谈，这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正式调查研究的访谈。实地访谈包括：提问、倾听、表现出兴趣，以及记录说过的话。实地访谈是研究者与成员共同的产品。在实地访谈中，实地研究者问三种类型的问题：描述性、结构性和对照性的问题。描述性问题可能是关于时间或地点的问题；询问结构性问题始于研究者将特殊的田野事件、情况和谈话组织成概念类别之后。提出结构性问题的方法是，询问成员某个类别除了研究者指出来的部分之外，是否还包括其他部分；对照性问题建立在已经被结构性问题验证过的分析之上。（摘自《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作者：劳伦斯·纽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由传统逻辑来看，真实的定义并不是刻板地判断某些事物的意义，而是概括事物的“基本特性”或实体的“基本属性”。然而，对严格的科学研究而言，所谓“基本特性”实在是过于模糊，以致根本无法使用。相反，在科学研究中，对概念的详述依赖于名义定义和操作定义。名义定义是指某个术语被赋予的意义，它无需指示真实，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交流时。关于同情心的定义都是无用的。绝大多数的名义定义都代表了有关如何使用某一特定术语的某种共识，或者惯例。而操作定义更接近于名义而非真实定义，但在某一特定的研究背景下，它使得被研究的概念尽可能地清晰。尽管某个术语的真正含义常常是模糊的甚至是有争议的，出于研究的目的，我们还是可以指定一个工作定义。譬如，为了研究社会经济地位的状况，我们可以简单地把“社会经济地位”定义为“收入”和“教育程度”的状况。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找到了“社会经济地位”的其他方面：如职业状况、银行存款、不动产、家族血统、生活方式等等。（摘自《社会研究方法》，作者：艾尔·巴比，华夏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

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是每一位学术研究者的最终期盼，但这绝非一日之功，背后必然要付出较多的努力。在这份努力当中，日常规范性的写作训练是必不可少的，可以通过以下六种方式来进行日常的自我写作训练。第一，进行自由写作练习。写作时不被各种规则要求所束缚，仅需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真正的想法、问题以及由此所构建的观点上。第二，建立好的写作标准。可从自身学科的核心期刊上找到优秀范文，将这些范文“翻译成”一份写作标准。第三，进行“迷你”批判。使用前述写作标准对自己之前写过的甚至是已发表的论文进行批判。第四，可以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作品来探索修辞、论断、类型以及语法。第五，在写作中反思。可以通过记训练日志的方式来进行反思提升。第六，撰写系列论文。可以模仿学术出版的过程来设计一个论文系列出版物。运用以上六种方式，便可通过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摘自《学术写作手册——一种新方法》，作者：罗伊娜·默里 萨拉·穆尔，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