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判定标准，但普遍认可的两种影响因素是综述者选择的概念定义和抽象水平。除此之外，实践证明其他诸多因素也会影响信息的筛选，例如以下三要素：（1）此领域中开放的思想和专业知识；（2）结论是否建立在标题或摘要的基础上；（3） 相关检索者做出相关决定所需的时间。建议学者们在进行文献检索时使用最广义的概念定义，以便最大程度确保相关性。而在广泛的概念搜索过程中，也需要更多地注意操作细节。此外，如果决定将“概念的可接受性”包括在广泛的概念里，那么学者就要尽可能地保持思想开明，在问题形成和搜索阶段，尽可能搜集到有关问题各方面的信息。尽管有些信息可能没有太大作用，但也以防万一。因此建议从源头抓起，宁可多而不要少，以免为后续的研究分析留下漏洞。（摘自《如何做综述性研究》，作者：哈里斯·库珀，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一版）

研究主题与研究发现之间使用“互文相补”这一修辞手法，二者均需要从对方那里“借字”，才能表达完整的含义。且研究主题从研究发现那里“借字”后，就形成了研究问题。比如，《未完成的变革——刑事庭前会议实证研究》（《中外法学》2015年第3期）这个标题，“未完成的变革”是研究发现，但其完整的表述应为“刑事庭前会议是一场未完成的变革”，“刑事庭前会议”几个字，是从破折号后面的研究主题那里“借”来的。研究问题是“刑事庭前会议变革现状”，“变革现状”里面的“变革”二字，是从研究发现“未完成的变革”那里“借”来的，“现状”是从研究发现中引申出来的。也即，既然研究发现是“变革未完成”，即“刑事庭前会议变革现状处于未完成的状态”，那么，研究问题自然就是“变革现状”。标题中最后出现的“实证”二字，表示研究方法。（摘自《期刊论文标题的五种写法》，作者：刘小华，公众号科研写作研究所，2023年11月7日）

“总-分”框架是一种泛指，既可以“先总后分”，先用一句话做出总的概括，然而分而论之、具体展开，也可以是嵌套式的“总-分-继续分”。也即“总概括”中的某一个维度，可以作为次一级的“总”，然后内部再继续“分”。比如，《“就近入学”政策的舆论分析》一文，研究的是“就近入学”的政策舆论。作者在摘要中，将该舆论现象归结为“舆论差异”和“舆论冲突”两个方面，这是“总”。之后，又围绕上述两个方面，指出“舆论差异”的表现是什么，“舆论冲突”的表现是什么，这是“分”。（摘自《论文摘要“研究发现”的八种写法》，作者：刘小华，公众号科研写作研究所，2023年11月5日）

大规模的问卷调查需要雇用数位访问员。除了专业研究者之外，很少有人能体会到访问员工作的困难。调查研究者努力使误差减到最小，但是调查资料常带有误差。调查中的误差经常彼此混在一起。部分作者对于误差的类型并不知悉，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误差的产生。实际上，误差可能来自于抽样框架、来自没有回答、来自问题的措辞用字与出现的先后顺序，以及来自访问员偏差。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误差的产生。调查研究者应知悉误差的具体类型，以及影响因素，进而减小误差。（摘自《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作者：劳伦斯·纽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俗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通过分析他人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自己也能从中获益。“以……为例”这类论文就是对这句俗语的总结、延伸。此类论文看起来容易，但是写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大部分作者在写这类文章时，经常出现一个问题，即框架结构不合理，导致论文整体结构混乱。作者可以借鉴如下三类写作框架：（1）前言-研究对象的发展现状（培养目标、组织模式（包括内部与外部））-研究对象的实践策略-策略归因；（2）前言-理论基础/时代背景-实施逻辑（实施过程中的理论逻辑和行动逻辑）-影响/挑战/结论；（3）前言/提出问题-现象呈现-多样本/多主体之间的异同点分析-结论与讨论/成效与展望。（摘自《期刊论文“以某某为例”的三种经典写作框架》，作者：姚荣霞，公众号科研写作研究所，2023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