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主题与研究发现之间使用“互文相补”这一修辞手法，二者均需要从对方那里“借字”，才能表达完整的含义。且研究主题从研究发现那里“借字”后，就形成了研究问题。比如，《未完成的变革——刑事庭前会议实证研究》（《中外法学》2015年第3期）这个标题，“未完成的变革”是研究发现，但其完整的表述应为“刑事庭前会议是一场未完成的变革”，“刑事庭前会议”几个字，是从破折号后面的研究主题那里“借”来的。研究问题是“刑事庭前会议变革现状”，“变革现状”里面的“变革”二字，是从研究发现“未完成的变革”那里“借”来的，“现状”是从研究发现中引申出来的。也即，既然研究发现是“变革未完成”，即“刑事庭前会议变革现状处于未完成的状态”，那么，研究问题自然就是“变革现状”。标题中最后出现的“实证”二字，表示研究方法。（摘自《期刊论文标题的五种写法》，作者：刘小华，公众号科研写作研究所，2023年11月7日）

“总-分”框架是一种泛指，既可以“先总后分”，先用一句话做出总的概括，然而分而论之、具体展开，也可以是嵌套式的“总-分-继续分”。也即“总概括”中的某一个维度，可以作为次一级的“总”，然后内部再继续“分”。比如，《“就近入学”政策的舆论分析》一文，研究的是“就近入学”的政策舆论。作者在摘要中，将该舆论现象归结为“舆论差异”和“舆论冲突”两个方面，这是“总”。之后，又围绕上述两个方面，指出“舆论差异”的表现是什么，“舆论冲突”的表现是什么，这是“分”。（摘自《论文摘要“研究发现”的八种写法》，作者：刘小华，公众号科研写作研究所，2023年11月5日）

大规模的问卷调查需要雇用数位访问员。除了专业研究者之外，很少有人能体会到访问员工作的困难。调查研究者努力使误差减到最小，但是调查资料常带有误差。调查中的误差经常彼此混在一起。部分作者对于误差的类型并不知悉，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误差的产生。实际上，误差可能来自于抽样框架、来自没有回答、来自问题的措辞用字与出现的先后顺序，以及来自访问员偏差。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误差的产生。调查研究者应知悉误差的具体类型，以及影响因素，进而减小误差。（摘自《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作者：劳伦斯·纽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俗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通过分析他人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自己也能从中获益。“以……为例”这类论文就是对这句俗语的总结、延伸。此类论文看起来容易，但是写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大部分作者在写这类文章时，经常出现一个问题，即框架结构不合理，导致论文整体结构混乱。作者可以借鉴如下三类写作框架：（1）前言-研究对象的发展现状（培养目标、组织模式（包括内部与外部））-研究对象的实践策略-策略归因；（2）前言-理论基础/时代背景-实施逻辑（实施过程中的理论逻辑和行动逻辑）-影响/挑战/结论；（3）前言/提出问题-现象呈现-多样本/多主体之间的异同点分析-结论与讨论/成效与展望。（摘自《期刊论文“以某某为例”的三种经典写作框架》，作者：姚荣霞，公众号科研写作研究所，2023年11月3日）

“认知多元化”这一概念，是指学科用来认识、描述现实的多种方法。认知多元化跨越学科存在，尤其是跨越社会科学中的学科甚至是人文学科存在。把某个特定认识论与某门特定学科联系在一起是成问题的，因为现代主义与更新兴批判法对知识形态存在着严重分歧。一方面，部分跨学科研究者致力于传统的现代主义方法，相信客观、基于经验、理性分析的真理是可以了解的，从方法论上和其自身思维模式一致的不同学科中选取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也存在研究者属于认知诠释主义者，把认识论视为“完全任意的、不过是让人们所支持的观点合法化的政治权力游戏”。（摘自《如何进行跨学科研究》，作者：艾伦·雷普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第一版）